由足协主办的青少年足球联赛全都是由俱乐部梯队、足球传统校、足球特长生参加的，即便是“百队杯”参赛队伍也良莠不齐，很多青训俱乐部都会组队参赛。
“我们这些普通高中的学生去踢，就是被虐的。”
为了让球队找到合适的比赛，当时在学生会任职的刘一鹤通过学生会外联找到了周围的几所学校，几个学校的学生会干事也很配合，很快就成立了“西城八校足球篮球联赛”。
这就是“北高杯”的雏形。
从“西城八校足球联赛”到“北高杯”，刘一鹤当时真实的想法只是为了给自己的球队省钱。因为每场比赛学生们都要包场，球队少的话每个队平摊下来的费用就高，如果能够把比赛从8支扩充到16支甚至更多，那费用其实平摊下来反而便宜不少。
于是，刘一鹤找了她的两个好朋友一起，开始筹备创办“北高杯”。一个朋友负责整理和文案工作，一个朋友通过家里关系承担了比赛赞助，刘一鹤的工作就是“找球队”。
做起来时候，刘一鹤发现，最难的就是“找球队”。
2016年，硕大的北京城，各类高中学校几百所，但要想找到能踢足球的学生，难上加难。那些喜欢踢足球的孩子，全都躲在角落里，没有人知道，亦或是不敢让人知道。
刘一鹤整天抱着手机把能联系的学校都联系了一遍，一条一条的打字去问：
“你们学校有足球队吗？”“没有”
“那有踢球的学生吗？”“不知道”
这些，是她收到的最多的回答。
那些喜欢踢球的学生，就好像被雾霾遮住的星星，又稀少，又模糊。
经过各种努力，在问遍了60多个学校后，有20多个给了刘一鹤明确的回复可以来参加。原本刘一鹤想按照世界杯或者欧冠的规则，办一个32支球队参加的比赛，但最后他只能自己安慰自己说：“四舍五入也差不多”。
好在，后来通过宣发，一下又来了好多学校的学生来咨询报名，最后凑了29个学校，虽然少了3支，但比赛已经能够办起来了。
比赛办起来，刘一鹤和朋友们又面临新的问题。刘一鹤一直以为这项学生自创的比赛，没有奖金，没有名利，应该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但几场比赛下来，她发现自己太天真了，几乎所有发生在中国足球身上的丑恶，都发生在了学生们身上。
这可能正应了那句话：有什么样的球迷就有什么样的足球。
有的球队找来大学生“以大打小”。
有的球队请来国安梯队的球员来冒名顶替，有的球队一输球就开始抱怨裁判是“黑哨”。
还有的球队参赛前没交齐比赛费用，退赛的时候却非说费用交齐了要退全款。
还有的家长干脆冲进场地指挥裁判更改比分否则就站在场地里“谁也别想踢”。
更有甚者，一些球队的男生因为违反赛事规定被禁赛，他们就开始网暴刘一鹤，加她的微信骂她。
“在足球场上，我可能是把我这辈子遇到的坏人都遇到了。”刘一鹤回到家蒙着被子大哭，当然，过后，她还要面对这些事情，一点点去处理，然后尽量去看到这项赛事阳光的一面。
比如，有一个国际学校的球队，外教用大巴把队员和啦啦队一起接到球场。
还有两个学校踢完比赛后手拉着手向观众、裁判和组委会致谢。
有球队的队长找来成年人帮刘一鹤撑腰解决问题。
作为参赛队员之一的景山学校的白岩松之子白清扬在球队被淘汰后主动来做直播解说，并且邀请来颜强作为决赛的颁奖嘉宾。
决赛的时候，NIKE公司还给学生们赞助了专属冠军T恤和顶级足球鞋作为奖品。
还有一直在给北高杯提供大量帮助的北京青年报学通社和北京国安俱乐部。
“当你排除万难开始一件事的时候，全世界都会帮你。”这是刘一鹤办完第一届比赛的感悟。
有了第一届的经验，后面几届就顺利的多。高三毕业后，刘一鹤去日本留学，她把“北高杯”留了下来，交给了自己的学妹学弟们，开始更多的做幕后的工作。
“你有不舍吗？”很多人都会问她这个问题。
但 刘一鹤觉得，“北高杯”是个学生主办的比赛，就应该一直由学生来办，她把这个工作交给学妹学弟后，比赛仍旧能够坚持办下去，这恰恰说明“北高杯不等于刘一鹤”，而是真正的属于所有的学生。
“北高杯”创建的同一时期，全国不少城市都有类似的高中生足球比赛，但如今坚持下来的只有北京。这其中最大的一道坎就是新冠疫情。
“北高杯”唯一停办的一年是2020年，那一年的上半年，全国都在对疫情严防死守，学校停课，社会停工，待疫情恢复后，学生们马上就是考试和放假，已经没有时间再去筹备比赛。而到了2021年，当一切都逐步恢复正常的时候，“北高杯”却面临着困境。
最大的困境是找不到球队。当时“北高杯”的组委会筹备工作已经传到了另一个女生徐泽惠的身上，她面临的困难比刘一鹤初创时也并不小。
在前几届里，“北高杯”参赛的球队都会代代相传，高三的毕业了，会把高二的新队长介绍给组委会，高二的新队长会去高一找喜欢踢球的新生来组队——就好像《灌篮高手》里赤木毕业后队长给了宫城一样。
但因为疫情停办了一年，很多学校的球队都断档了。中国的校园足球就是这么脆弱，一年时间，足以让一个学校的球队消失。
徐泽惠和伙伴们只能重新一个学校一个学校去找，刘一鹤也通过她的渠道联系球队。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足球发展的桎梏暴露无遗。
有的学校有很好的球场，但是却没有几个踢球的孩子。
有的孩子想踢球却被家长禁止。
有的学校明令禁止孩子们踢球参加比赛。
有的学校相对“开明”，允许学生们去踢比赛，但“不要以学校的名义”，因为这样，如果输了球或者受了伤或者闯了祸，都跟学校没关系。
也是因为如此种种，“北高杯”只是8人制比赛，不是学生们不想踢11人制，最现实的原因还是：人不够。
一个学校找不出11个喜欢踢球的学生吗？显然不是，而是一个学校喜欢踢球的学生中，找不出11个能被家长和老师允许去踢球的学生。
“北高杯”要求各队报名人数不超过15人，但很少有球队能够报满，而能够报满的大多是国际学校的外国学生。绝大部分球队只能报8、9个人。而且比赛踢起来，8个人都凑不齐，有的球队只能以少打多。
小球员去哪儿了？上补习班去了。
总有人会在中国足球输掉比赛后问：我们的球星去哪儿了？“北高杯”其实给了他们最好的答案。 当然，在中国的足球体系里，“北高杯”不可能培养出球星，哪怕连一个职业球员恐怕都培养不出来，但“北高杯”却是中国足球未来发展的最真实的那一点星火。
这一点星星之火坚持了七年六届，疫情进入常态后的2021年和2022年也都如期举办，而且比赛越发精彩激烈。学生们为了拿到冠军，会抽出有限的时间来训练，还会聚在一起研究对手的比赛录像和数据统计，制定相应的战术。赢下比赛后，他们会在场上兴奋的把队长举起。输掉比赛后，他们会互相安慰闷闷不乐的心。
每学年的下半学期一开学，徐泽惠就会招呼着伙伴们开始筹备比赛，清明节以后就会陆续进行比赛，直到最后决出总冠军。
新一年的比赛，徐泽惠和伙伴们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他们要落实球队，要聘请裁判，还要寻找愿意合作的比赛场地。由于学生们很难拿到资金赞助，所以比赛的整体开销都要从参赛球队的报名费里面来出，而徐泽惠和伙伴们组成的组委会工作人员完全是自费工作，连去比赛场地都只能刷自己的公交卡。
当然，学生们办这个比赛并不是为了赚钱，除了钱之外，他们在比赛中收获的更多。
刘一鹤至今都感谢“北高杯”，她说自从创办了“北高杯”后，她变得特别自信，她发现世界上没有什么困难的事情，即便有，也一定有解决的办法 。而且她还通过办比赛，懂得了团队合作的重要。她现在可以应付任何工作单位给她布置的任务，因为这些任务，尚没有哪个比创办“北高杯”更难。整个创办比赛的经历，是书本上完全学不到的。
现在，刘一鹤在日本上学，通过对比自己一手创办的“北高杯”和日本足球高中联赛，尽管并不能算是资深球迷的她，仍能深刻的意识到中国足球落后的根本原因。遗憾的是，刘一鹤在日本没有继续从事足球方面的活动，因为她的日语还不是很好，她只能选择了相对小众的学校摔跤部。
｜这是日本高中联赛的开幕式
刘一鹤说，在日本的中学和大学，百分之八九十的学生都会选择各自喜欢的体育项目去参加，日本管这个叫“部活”，就是“部门活动”的意思，也就是相当于国内大学的“校园社团”。日本学校的部活很活跃，学校内几乎每天都有训练，至少一周五练，当地还会有比赛，然后还能够参加全国的比赛。比赛的水平很高，训练的水平也很高，很多部活的教练都是职业运动员退役下来的，刘一鹤所在的学校摔跤部就有日本数一数二的选手。
当然，日本学生参加部活也会影响一些学习，但日本的学习压力不太大，到考试之前突击一下也差不了太多。而且有意思的是，日本的大型企业在招聘时会特别看重有体育部活经历的学生，因为日本企业普遍认为，如果学生积极参加体育活动，会有很好的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能够应付繁重的工作和加班的压力，而且体育好的学生一般反应快、善交际、有上进心、有荣誉感、执行力强。
｜这是日本高中联赛的上座率
刘一鹤当然也知道日本的高中足球联赛，毕竟这是一个已经超过100届的传统比赛。只是跟人家的比赛一对比，“北高杯”就显得太过草根。无论是刘一鹤还是徐泽惠，“北高杯”所有的学生们都希望有一天，“北京高中生足球冠军联赛”能像日本高中职业足球联赛那样，能变成11人制的比赛，有北京市所有的高中学校参加，从各区的淘汰赛开始，学生们能够在自己的学校主场，听到爸爸妈妈和同校师生的加油助威声，然后一路走进决赛场地——北京工人体育场——那是所有北京孩子足球梦开始的地方。
关注 北高杯官方微信公众号
了解赛事更多信息
｜部分图片/Google
－ END －
﹀
﹀
﹀
加微信私号
「 wodejiabeijing」
您就可以随时找到我们
还有更多资讯「 朋友圈」分享
......
THANK YOU
点一下 「在看」
也能让更多人看到这篇文章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