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坛周报全媒体记者 严俊
全球化浪潮与反全球化逆流的交锋，在筑墙、脱欧的当下，胜负似乎难料，但在足球领域，接受全球化洗礼仍是大势所趋。代表着国族认同的国家队，普遍在消解种族、宗教信仰与意识形态的界限，甚至接受归化外籍球员这一最极端方式。在以足球之名对抗狭隘民族主义的同时，诸多国家队也受益于这种开放的心态。不过，相比于中国足球刚开始走归化这条路，早已熟门熟路的欧洲群雄，在近十年里反而降低了归化球员的比重，迈向了新的方向。
重后裔，轻归化
近十年里，普遍拥有强大经济实力、高度商业化联赛与完备青训体系的欧洲群雄纷纷发现，向生于本国的移民后裔、对本国拥有文化认同感的新移民、循父母或祖父母血缘关系获得资格的“后裔球员”敞开怀抱，国家队便可以拥有足够的人才库，不必刻意寻求没有本国血统、定居满5年的“归化球员”。
近年成绩飙升的英格兰，便是这一思路的受益者，三狮军团阵中黑人、亚裔和少数族裔(BAME)背景的球员比重大增——生于牙买加、5岁移民伦敦的斯特林就是代表，以风格而言，他可绝非传统意义上的英格兰球员——他们给球队水平带来了量变，并酝酿着质变。
法国则是这条路线的先行者与一代宗师，1998世界杯“黑-白-阿拉伯之队”的胜利，在2018世界杯上得到完美复刻——德尚手下的冠军23人里，所谓的“纯血”法兰西人仅有帕瓦尔和托万，其余球员血统不一，但其中并无纯粹的归化球员，生于喀麦隆的乌姆蒂蒂和拥有菲律宾血统的阿雷奥拉都不是。
2014世界杯上，将波兰移民(克洛泽)、加纳裔(热罗姆·博阿滕)、突尼斯裔(赫迪拉)等各路球员塑造成冠军之师的德国，也不再需要进行归化巴西人卡考的操作。
与这几队情形类似的球队，普遍在这十年间风头极劲：处于欧洲十字路口的比利时，在原殖民地民主刚果后裔(孔帕尼、卢卡库兄弟等)、摩洛哥劳工移民后裔(费莱尼、沙兹利等)身上尝到甜头；永久中立国瑞士在南斯拉夫战争及其余波期间接受了诸多难民，难民后裔之中的球员后来也造福了瑞士国家队；连瑞典都有伊布这位有着波斯尼亚穆斯林父亲与克罗地亚天主教徒母亲的非典型“北欧海盗”……
当然，如果国家队某个位置上的人员储备实在短缺，本国联赛中又恰好有可归化的对象，强国也会不拘一格。2008欧洲杯上曾受益于“巴西外援”后腰塞纳的西班牙，在中锋位的比利亚、托雷斯老去后，于2013年归化了曾代表巴西出战2场友谊赛的迭戈·科斯塔，不过结果并不如意。
葡萄牙本世纪前十年从前殖民地引进过德科、佩佩、列德松等人，今年3月又从巴西归化了中锋迭戈·索萨，试图给C罗寻找合适的僚机，但这位在葡超大器晚成的高中锋很快在夏天加盟中超深圳佳兆业，并随队降级。
意大利也在后腰位置上先后召过蒂亚戈·莫塔(曾为巴西出场2次)、罗慕洛、若日尼奥等巴西人，但他们并不算严格意义上的归化球员，因为祖上都是意大利移民，且至少祖父母一辈还保留着双重国籍。
黑马养成术？
足坛列强从无大规模归化的必要，非传统豪门则需要这种速效的手段。俄罗斯国家队有在2018年本土世界杯上打出成绩的政治任务，早早掀起引援潮，召入生于前苏联的前德国国家队/国青球员诺伊施泰特、劳施等人之外，还通过普京签发的总统令归化了巴西人吉列尔梅、阿里和马里奥·费尔南德斯，结果右后卫费尔南德斯成为了挺进世界杯8强的骨干。
乌克兰也试图走同一路线，早先只有归化巴西人埃德马尔这一先例的他们，近年在舍甫琴科认可下，接连将顿涅茨克矿工宿将马洛斯、天津权健旧将摩拉斯收归帐下，倒也如愿挺进2020欧洲杯。不过，求助于归化也得有一定实力基础，连高加索地区的亚美尼亚、阿塞拜疆近年都归化了巴西球员，这些球队就没有成绩的大幅提高。
弱队求助于后裔球员，同样拥有显著的成功案例。二战后，马格里布劳工移民潮水般涌入西欧参与重建，移民后裔中的球员在成熟体系中成长，素质普遍超过北非本土产品，这就让北非诸国有了通过血统召回这类球员充实自身阵容的捷径。尤其是法国足坛人才大爆炸，一支法国队根本用不了如此多选手，只需要“法国制造”便可以喂饱北非诸国。于是在近年的世界杯赛场上，法国出生的北非裔球员，帮助阿尔及利亚、突尼斯、摩洛哥先后晋级正赛乃至淘汰赛，2019年称雄非洲杯的阿尔及利亚阵中，队长马赫雷斯、赛事金球本纳塞、金手套姆布勒希等最关键球员悉数生于法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