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群体特征：竞技体育运动队行为研究的新视野
随着行为科学、心理学及管理学的不断演进，团队的群体行为特征逐渐成为团队行为的研究重点。在现有的行为研究中，越来越多的研究认为团队是实现优异绩效的组织行为保障。就竞技体育运动队而言，国内外学者多从团队结构、团队行为角度研究其与团队绩效的关系问题，这种关系问题的研究多集中在群体行为特征上。例如：Mascareño[1]、Liu等[2]认为，竞技体育运动队具有群体行为倾向特征和冲突性特征；Caldeira等[3]认为，运动队中的集体行为来自运动员之间的共同启示知觉所形成的协调；张林[4]认为，我国竞技体育运动队教练员在管理工作中表现较强的工作性行为而缺乏关系性行为；高敬萍[5]、初少玲[6]认为，运动员对教练员行为的认知感受与不同运动员的自身特征有关；邵凯[7]认为，顽强拼搏、为国争光的中华体育精神是我国运动员群体行为的道德契约。
竞技体育运动队是围绕体育训练以及竞赛任务而建立起来的团队，是典型的任务型团队[8-9]，这种团队在与社会互动的过程中存在着较为明显的任务特征与群体行为特征。例如，运动形式的丰富及职业化进程的加快使竞技体育运动队团队化发展愈发明显：层级化的团队结构、个性化的团队成员性格、互补的团队成员等团队任务性特征展现了现代竞技体育运动队绝不是单一个体的感性聚集。从团队构成上看，竞技体育运动队绝非“乌合之众”式的群体，而是由典型个体理性聚集而成的群体，这一群体情感统一、个性消失，在团队行为中无意识支配角色过程中的生理反应[10]44-48，这些基本的行为现象产生了典型的群体意识。在竞技体育运动队的群体意识中，团队中的个体理智逐渐降低，个体的个性被不断削弱，团队同一性“吞没”特异性，这种行为现象被视为运动队的“群体理性”。
基于以上理论研究与实践性问题，本文依托勒庞的群体行为理论对我国竞技体育运动队的群体行为特征（在我国文化情境下竞技体育运动队在群体行为过程中展现出来的稳定的、共性的、必然的联系状态）进行跟踪研究。勒庞的群体行为理论在20世纪有着较为广泛的影响，该理论主要从心理学与行为学角度重点分析了群体的性格、群体的观念以及多种群体行为的特征。勒庞[10]50-56认为，群体中个体的行为本质上不同于单独个体的行为，群体的行为是一致性、情绪性和非理性的。究其因，其与勒庞一直强调的群体无意识密不可分。群体形成后会产生特定的群体心理，群体心理诱发群体情绪，群体情绪通过传染蔓延至个体，致使个体失去分辨能力，个性逐渐消失，处于“被催眠”的无意识状态。由此，个体在某种意义上完全融入了群体，其行为也处于被控制之中。这种群体行为、意识的相互统一被勒庞称为“群体精神统一性的心理学定律”。群体精神的统一外显行为则表现为不可容忍、不可抵抗的力量或不负责任，这决定着群体的行为特征，是群体中个体行为乃至心理活动产生的根本原因。
因此，本文将这一理论引入我国竞技体育运动队的行为研究中，不仅选择科学的理论分析体育领域的现象和问题，更以竞技体育运动队的行为特征验证并丰富群体行为理论。结合我国竞技体育运动队的群体行为过程，本文主要研究以下问题：竞技体育运动队如何在社会互动过程中形成具有群体感性的一般性群体特征？如何立足于具有情境特色的竞技体育运动行为过程形成特殊性的群体特征？在竞技体育运动队创造优异成绩的过程中哪些具有理性的群体要素能够对群体行为产生重要影响？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文以我国竞技体育运动队的群体行为为研究对象。根据研究需要，结合我国三级训练体系，形成国家队—省队—市队的抽样原则。在国家队层面选取国家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队、国家女子板球队，在省级运动队层面选取辽宁省男子篮球队、辽宁省女子篮球队、辽宁省拳击队、辽宁省单板滑雪队，在市级运动队层面选取沈阳市拳击队、沈阳市柔道队、沈阳市曲棍球队共计9支队伍为调查对象。
2.2 研究方法
2.2.1 参与式观察法
2017年3月—2020年3月，研究团队跟踪观察我国不同层级的9支竞技体育运动队。采用公开性参与观察法，公开研究者身份，对竞技体育运动队的行为过程进行资料采集，将教练员、领队、运动员在训练与比赛过程中的行为特征进行统计归纳，详见表 1。
表 1(Table 1)
表 1
对运动队参与式观察情况汇总
Table 1
The summary of participation observation with key sports teams
表 1
对运动队参与式观察情况汇总
Table 1
The summary of participation observation with key sports teams
观察队伍
观察时间
观察指标
国家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队
2017年3月—2019年12月
我国优势雪上项目运动队群体行为特征
国家女子板球队
2017年3月—2020年3月
我国国家非奥项目运动队群体行为特征
辽宁省男子篮球队
2017年3月—2020年3月
我国优势项目省级运动队群体行为特征
辽宁省女子篮球队
2017年3月—2020年3月
我国优势项目省级运动队群体行为特征
辽宁省拳击队
2017年3月—2020年3月
我国优势项目省级运动队群体行为特征
辽宁省单板滑雪队
2017年3月—2020年3月
我国优势项目省级运动队群体行为特征
沈阳市拳击队
2017年3月—2020年3月
我国基层项目运动队群体行为特征
沈阳市柔道队
2017年3月—2019年10月
我国基层项目运动队群体行为特征
沈阳市曲棍球队
2017年3月—2019年11月
我国基层项目运动队群体行为特征
2.2.2 访谈法
结合我国竞技体育总体实力的差别以及具体项目之间展现的行为关系差异，依托研究资料获取的难易程度，采用方便抽样的原则选取了在我国竞技体育大省辽宁省内训练的9支不同级别的竞技体育运动队。访谈对象均为群体中的个体，通过半结构式访谈，深度挖掘个体在群体中的行为认知与行为感受。个体访谈既能够保证访谈效果的私密性，也能从个体感知的角度反映群体行为中的个体特征，为科学地探索竞技体育运动队的行为特征提供支撑。
在访谈中，研究团队最大限度地营造舒适的访谈氛围，结合实际情况加强互动和引导，让受访对象处于放松的状态。在提问时，研究团队利用半结构开放式的访谈形式，结合实际情况灵活运用访谈技巧。访谈主要围绕以下内容展开：在竞技体育运动队的行为过程中的群体行为关键问题、关键行为与关键的群体互动过程，尤其结合我国的制度体系与文化情境探索能够创造优异运动成绩的关键性群体行为特征。现场采访结束后，研究团队收集整理了约35 h的音视频素材。根据素材，研究团队按照口述史的规范要求制作了录音抄本和编辑抄本，获取了我国竞技体育运动队群体行为的第一手资料。在统计过程中，研究团队使用文本分析方法处理访谈数据，将访谈对象表述内容较多、出现频次较高的内容进行提炼，核心关键内容见表 2。
表 2(Table 2)
表 2
对运动队主要成员访谈汇总
Table 2
The summary of interviews with key members of sports teams
表 2
对运动队主要成员访谈汇总
Table 2
The summary of interviews with key members of sports teams
访谈对象
身份
行为特征基本表述提炼
JD
国家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队主教练
教练员指令明确，团队成员群体凝聚力强
CHB
国家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队教练员
允许运动员发泄，鼓励建设性冲突行为
XNN
国家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队教练员
运动员之间特别容易交流、互动性好
WZ
国家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队领队
教练员、运动员行为易于相互传染
LZQ
国家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队运动员
教练员给予技术指导行为更多
XMT
国家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队运动员
教练员与领队像家长一样的管理行为
JZY
国家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队运动员
教练员与领队关系良好，易于发挥高水平
GT
国家女子板球队主教练
重视运动员并相信运动员
ZL
国家女子板球队领队
教练员与运动员的关系对团队成绩很重要
LJ
国家女子板球队运动员
教练员与领队的良好关系对团队成绩有帮助
LHY
国家女子板球队运动员
团队成员之间的行为具有一定的传染性
GAL
辽宁省男子篮球队运动员
每逢大赛我总想着国家、想着民族
ZFN
辽宁省单板滑雪队领队
要鼓励并允许运动员在团队行为上的个性
MCY
辽宁省拳击队领队
教练员与运动员的动态调整要以教练员为主
LYX
辽宁省女子篮球主教练
要充分尊重运动员的个性
LXM
辽宁省女子篮球领队
要时刻注重教练员与运动员的行为倾向
LD
辽宁省女子篮球运动员
教练员经常鼓励我创造性地发挥技术
CYX
沈阳市曲棍球队主教练
注重年轻运动员的集体本能发泄
LZZ
沈阳市拳击队教练员
重视市级体校运动员行为特征的培养
WX
沈阳市拳击队教练员
年轻运动员注重教练员的行为暗示
DEX
沈阳市柔道队教练员
训练上重视运动员的原始技术性本能发泄
3 竞技体育运动队的一般性行为特征
竞技体育运动队与其他任务型团队一样，具有团队的一般性群体行为特征，这些特征既在其他任务型团队中出现，也在竞技体育运动队中集中展示，只是在竞技体育运动队中的存在形式与发生方式较其他任务型团队有着本质的差异。基于研究团队对9支竞技体育运动队的参与式行为观察及对22人的跟踪访谈，结合勒庞的群体行为理论，以及在群体形成后由个体行为展示出的特定心理特征诱发的群体情绪、个体传染、个性（暗示）消失等过程，本文将竞技体育运动队一般性的行为特征归纳为个体群集与本能发泄、个体传染与群体倾向、个体特征与群体暗示。
3.1 个体群集与本能发泄
竞技体育运动队是由一定数量的个体聚集而成的团队，因角色差异形成不同的任务分工，如教练员、运动员、领队等角色。由不同的角色个体形成的过程被视为“个体群集”。当角色个体群集产生的群体结构出现后，个体将出现超越个体能量的效能感。这种超越个体的群体效能感使群体中的个体敢于发泄本能，这种本能发泄是在社会生活中作为独立个体不会产生的。在竞技体育运动队中，独立个体在体育行为过程中产生内心欲望压抑的本能发泄。
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这个项目这些年能够长期稳定地在国际上具有竞争力，其中主要的原因就是运动员敢于拼搏，敢于超越本能地去创造奇迹。我们这个项目是个体项目，运动员敢于拼搏才能获得好成绩，特别是像徐梦桃、贾宗洋这样的优秀运动员，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周期里，她们就是在竞技体育领域进行本能的技术化发泄并不断超越自己（国家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队主教练JD）。
在竞技体育运动队训练过程中的教练员与生活中的教练员存在明显的行为差异。如：现任国家男篮主教练、广东男篮主教练杜锋，在2020—2021年CBA总决赛中优异的临场指挥成为广东男篮获得总冠军的重要原因。在总决赛的临场指挥中，杜锋时常暴跳如雷，发泄着教练员个体的情绪，而通过对国家队运动员的访谈了解到杜锋本人在私下独处时是非常平静的。在本文所涉及的访谈中，教练员均表示：面对运动员要具有冷静的思维与本能的技术反应。与此同时，运动员的访谈结论是：在竞技体育运动队的行为过程中运动员的本能发泄较教练员更明显。例如，2011年中国国青男篮“兵谏门”事件、2013年中国短道速滑团队“青岛冲突”事件均是群体性的运动员与教练员冲突。这类事件的本质可以视为在团队行为过程中个体因某些诱因而产生的本能发泄，且发泄方未约束自己的角色行为，在行为发生时个体的主体责任感消失。
3.2 个体传染与群体倾向
在群体行为过程中个体间行为传染是非常普遍的。从跟踪调研结果看，传染性的特点决定了群体的行为特征和行为倾向。竞技体育运动队中的个体传染特征出现在团队的各种角色之中，而且任何情绪与行为都会产生较强的传染性，这也是运动员群体易于形成顽强拼搏行为的可能原因。
在竞技体育运动队中个体行为传染特征与社会生活中人的本能反应相悖。例如，生活情境中的运动员表现出的个体负面情绪能够在其他成员之间进行传染，而在运动情境中的运动员个体在群体思想以及群体倾向的氛围下难以进行负面的情绪传染。从本文研究过程看，竞技体育运动队的行为过程易于接受简单形式上的思想倾向（个体传染）影响，如体育竞赛中简单战术相对更易取得良好的效果。从长期的运动队跟踪过程看，由于竞技体育运动队是技术与战术相结合的任务型团队，运动员作为执行团队任务的群体更易接受非绝对价值的直白化的群体倾向表述。从群体行为效果的角度看，基于个体传染而产生的群体思想并不在于其价值是否重要，而关键是看其产生的效果。即：个体情感—个体传染—群体意识—群体情感—群体倾向构成了体育运动队在群体行为上的基本流程。在这一过程中，个体传染与群体倾向是这一惯性行为过程两端的必要因素，构成了竞技体育运动队行为过程的共性特征。
3.3 个体特征与群体暗示
竞技体育运动队中的每个角色都是具有典型特征的个体，以我国国家层面的竞技体育集训队为例，能够成为某一项目国家队的成员（无论是运动员、教练员还是领队），都是在各自领域达到了技术、心理、经验的成熟状态。
每当我代表国家参加比赛的时候，我内心总是能够想着国家、想着民族，我也能够想起这些年经历的训练的不易。而且当我站在赛场上的时候，我就是按照自己的风格去比赛。竞技运动就是这样，按照教练员的布置，发挥自己的风格，拼的就是技战术上的硬实力。我个人非常喜欢这种感觉，这既是我的性格特点，也是我这些年一直付出努力的原因（国家男子篮球主力队员、辽宁省男子篮球运动员GAL）。
教练员在成为国家队教练员的过程中伴随着个人独特的训练手段与技术方法的成熟，同时因其技术指导上的特点使得个性特征更加明确，如孙海平（刘翔的教练员）、朱志根（孙杨的教练员）等；而运动员能够成为国家集训队的成员，更是经历了多层次的技术成长、多场次的技术磨砺，运动技术成熟，角色特性明显，如王濛、郭艾伦。笔者长期跟踪研究发现，具有明显个体特征的运动员在进入运动队的过程中表现出更多的是群体意志，如顽强拼搏、为国争光、集体主义精神。在群体行为过程中，具有明显个性特征的角色个体进入一种无意识的状态中，使得群体意识成为个体的行为主体，即心理学意义上的群体暗示[11]。在训练或比赛时，教练员通过技战术的布置来实现更高层次的行为参与，参与过程的心理感知建立在教练员暗示自我成为运动员的过程；运动员在执行团队任务的过程中暗示自我成为能够完成任务的角色个体，进而形成个性削弱，即在赛场上运动员展示的体育个性是吞没了生活领域中的个体特征，运动行为过程的无意识属性占行为过程的主导地位，这一群体行为过程形成了情境化的群体暗示。
4 竞技体育运动队的特殊性行为特征
竞技体育运动队在行为上除了具有与其他任务型团队一致的行为特征外，也具有仅存于竞技体育运动队中的个性行为特征，即结构动态性、冲突性、情感单项极化与具有体育情感的群体道德。
4.1 动态性：竞技体育运动队行为结构上的自我更新
竞技体育运动队的群体行为过程建立在团队角色基础上，而角色聚集形成的团队结构是竞技体育运动队行为的重要因素。以我国竞技体育运动队为例，团队行为过程是建立在以领队为代表的行政结构、以教练员为代表的技术结构和以运动员为代表的执行结构基础之上的[12]。
竞技体育运动队需要明确的角色分工，如领队、教练员、运动员。而且从多年的实际工作中发现：运动队的角色之间存在着动态流动的可能，比如，运动员退役后成为教练员或领队。同时，一支优秀的运动队也需要有源源不断的年轻运动员充实进来保证竞争力（辽宁女子篮球队领队LXM）。
竞技体育运动队中的结构动态性体现在结构关系上的动态性、团队行为过程空间上动态性与时间上的动态性3个层面。①结构关系上的动态性是指运动队角色之间的流动，优秀的高水平运动员退役后从事教练员或领队工作，而教练员回流到运动员的身份也是存在的。②竞技体育运动队空间上的流动是行为上的“团队帐篷”。不同的体育任务存在于不同的空间场域，而行为过程就像在不同场域下的“帐篷”内完成的竞技任务。③体育运动结构上的时间流动主要是指比赛任务结束后团队相应解散，随着下一次任务的产生而形成一支角色与关系不同的竞技体育运动队，这种基于特定的任务目标而产生的结构是一种临时的存续性动态结构。
竞技体育运动队群体行为上的动态是在团队结构间变化、扩展、转移和互动的情况下完成的，这是行为结构自我更新、自我适应的结果，这种结构上的更新与基于体育任务过程中的团队适应明显异于一般的任务型团队。常规团队在执行一般性任务时，在行为结构的自我更新过程中相对稳定，如科研团队、建筑团队，虽然在团队构建的空间、时间与行为关系上也存在动态特征，但由于任务目标与任务完成所需的资源限制，通常一般性任务团队结构变化动态性相对不明显。因此，从角色构成以及任务执行过程的特殊性角度而言，动态性是竞技体育运动队行为上重要的个性特征。
4.2 冲突性：竞技体育运动队行为结构主体间的利益制衡
由于具有竞技性与竞争性的特点，竞技体育运动队行为过程时常伴随冲突现象。当代冲突管理学者Jehn[13]通过实证研究从行为角度将冲突细分为关系冲突、任务冲突2个维度，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认可。关系冲突源于个人因素，类似于情绪冲突，这类冲突是对于人际关系间不协调的感觉，包括情绪紧张与关系摩擦；任务冲突类似于认知冲突，主要来自团队成员的认知与知觉，当对团队工作任务有不同观点与意见的认知差异时，通过个人认知而产生任务冲突，任务冲突能够激发团队成员间的相互交流与个人兴奋，但同时也可能引发与关系冲突相关的人际关系的紧张，并产生消极影响。
在过去30多年的教练员生涯中，我见到了太多的冲突现象，有的冲突对队伍破坏性影响很大，有的冲突也会对队伍产生积极性影响。例如，2006年韩晓鹏获得我国雪上项目唯一的一枚金牌，当时其个人在最后一跳的决策上与教练员产生了较为激烈的任务冲突，冲突的结果是非常明显的，也是积极的。我们搞竞技体育的，时时刻刻都会产生冲突、面对冲突，教练员在带队的时候要重视而且要合理利用冲突，这样才能使队伍具有持续性（国家功勋教练员、国家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队教练员CHB）。
从竞技体育运动队的群体行为过程看，团队角色之间的行为过程均会产生冲突现象，例如在训练与竞赛过程中教练员与运动员的冲突（时任国家田径队教练员马俊仁与王军霞、曲云霞等运动员的冲突直接导致团队解体）、运动队的决策过程中领队与教练员的冲突、运动队重构过程中不同角色因利益续存而产生的冲突等。这些冲突是由于团队结构的异质性而产生的，或因情绪、认知、任务而起，或对团队具有积极的建设性影响，或对团队具有消极的破坏性影响。从长期的参与式观察看，无论冲突的起因、过程、结果如何，竞技体育运动队行为上的冲突特征是在角色认知差异基础上的结构利益获取。一般性任务团队由于职务与角色的分化，因团队目标引发的任务冲突多集中于任务完成的关键时期，且冲突强烈程度随着结构角色之间的利益制衡而逐渐降低。因此，从竞技体育运动队结构行为的利益角度看，冲突性是较为显著的行为特征。
4.3 情感单项极化：竞技体育运动队的行为关系
根据勒庞的群体行为理论，群体行为经常表现为简单化、极端化的特点，非“极爱”即“极恨”。在群体的情感方面，群体成员之间很像原始动物，仅能在是与非一个维度上进行事实判断，很难从繁杂、混沌的体系中进行价值判断。这种单项极化的群体情感特点在行为上最直接的表现就是角色个体对群体行为的不质疑。
竞技体育运动队的情感单项极化主要体现在对于群体成员内外关系的情感表达上。从群体外角色对群体内角色的看法而言，情感上的不质疑对体育运动队内的情感氛围并无过分的影响，如中国男足饱受非议，但中国男足队员依然以饱满的热情在赛场上拼搏（竞技行为并未受外界舆论质疑影响）。但是在群体内部，情感上的质疑一旦出现，如团队内的关系冲突，会对团队绩效产生明显的破坏性影响。本文访谈涉及的国家队教练员均表示：体育运动队的成员内部关系，特别是运动员与教练员的信任关系、教练员与领队的合作关系、运动员与运动员的竞争关系对团队绩效产生重要的影响。竞技体育运动队日常的训练是枯燥的，是角色行为上不断的重复过程，这种枯燥性的重复导致团队成员之间易于出现角色个体的情感极化现象，这也是运动队极易出现冲突行为的内因。相较于一般性任务团队，情感的单项极化在体育运动队中出现的频率更高。在一般性任务团队的行为过程中，由于完成任务需要团队协作，很少出现情感极化现象。从某种角度而言，角色的情感单项极化会对一般性任务团队的绩效产生破坏性影响。因此，在竞技体育运动队中，基于群体行为关系基础的情感单项极化是体育运动队的特殊性行为特征。
4.4 群体道德：竞技体育运动社会行为倾向
在行为上体育除了具有人性中野蛮（冲突、情感单极化）的一面外，同时也具有群体道德的倾向性特征。在对我国不同层次竞技体育运动队的行为进行观测的过程中发现：竞技体育运动队总体上具有体现顽强拼搏的体育精神、展示民族文化的体育情怀、彰显合作共赢的体育态度、秉承无私奉献的体育素养以及合作竞争的体育行为特征。
① 竞技体育运动队特别是优秀的竞技体育运动队在群体行为过程中展示的体育道德首先体现为顽强拼搏的精神状态。优秀的竞技体育运动队在行为上能够彻底地执行团队意志，同时能够在充分尊重对手的情况下展示运动技能，通过比赛挖掘个人的体育效能，例如，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2019年女排世界杯赛中超水平发挥的中国女排团队。②竞技体育运动队的群体行为过程在道德上能够展示具有民族文化的体育情怀。例如，我国乒乓球运动员庄则栋在1971年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与美国运动员科恩的一系列互动行为，展示出在特定历史时期内运动员具有民族文化情怀的体育道德；再如，2018年9月19日在雅加达亚运会200 m自由泳的颁奖仪式上，由于组委会工作失误导致冠军旗杆断裂，作为这个项目的冠军，我国运动员孙杨极力要求重新举行仪式并始终站立在冠军领奖台上，此举得到了国人的一致赞誉。孙杨在亚运会上的爱国情怀是体育运动队行为过程中典型的道德体现。③竞技体育运动行为具有典型的合作与竞争关系，团队成员之间的合作是建立在角色个体竞争之上的，而行为角色个体的竞争关系中也存在着必然的合作情境。同时，这种合作存在着成就彼此的可能，这也是竞技体育运动队中无私奉献的体育素养的根本原因。例如，竞技体育运动队中运动员群体的陪练、教练员群体的助理教练员都是在群体执行行为过程以外的角色奉献，这种无私奉献建立在群体合作的行为过程中，是对群体道德的体育解读。因此，基于个体理性基础的群体道德在体育运动队的行为过程中明显区别于其他一般性任务型团队，尤其是在体育场域中以体育精神为内涵、以体育道德为底线的群体道德是一般性任务团队所不具备的，这也是竞技体育运动队重要的特殊性行为特征。
5 我国竞技体育运动队行为过程中的理性要素
对于我国竞技体育运动队角色构成而言，异质性的团队角色个体形成了团队的基本结构，团队基本结构决定了具有体育特色的行为过程。从对9支运动队的参与式跟踪观察看，体育运动队的个体群集是具有群体理性的个体集合。竞技体育运动队群体行为观念的理性因素形成过程不仅受到体育行为过程中角色合作、情感融入、心理投射的影响，更受到来自体育行为（训练、比赛）过程中所形成的群体观念的影响，而这种具有体育思维的群体观念受到一系列理性要素制约，才形成具有群体观念的集体理性行动。结合勒庞的群体行为理论，这些理性要素主要体现为民族文化、时间因素、政治制度、教育因素。
5.1 民族文化：竞技体育运动队群体行为的理性基因
体育是文化的一种形式，赛场上运动队所展示的行为过程是民族性格的集中展现，如“女排精神”“女足精神”“乒乓精神”。从群体角度讲，民族是经过历史文化塑造、具有群体遗传和代际积累的群体。本文访谈的对象均表示：民族文化是运动队行为过程保障团队理性行为最为重要的因素。那么，作为群体行为的一种形式，体育在行为过程（特别是优秀的体育运动队的行为）中首先展示的就是具有民族文化的群体行为特征，民族文化也是优秀运动队形成群体理性的根本基因。
民族文化是优秀运动队群体观念的理性基因，原因在于：①体育对于民族传统文化具有传承功能。文化之所以传递在于民族传统的行为传递，从历史发展看，具有民族文化传统上的影响力是优秀群体的理性要素。就体育而言，女排精神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华体育精神的代表，是因为2016年里约奥运会夺冠时展示出来的新女排精神与20世纪80年代的女排精神具有同质的基因，是精神的传承，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体育展示，具有传递上的理性属性。②体育运动队行为过程中能够体现民族文化现状。体育的竞技特点使得同时代不同国家的运动队存在竞赛的可能，从行为结果上看，竞技平台上的运动队是展示同一历史时期各民族文化的最优平台。例如，在冬奥赛场上，非洲运动员的参与特别吸引公众视线，因为其参与行为能够展示热带地区（非冰雪生活区域）人民对冰雪运动的独特理解，以及同一历史时期的非洲文化。再如，2010年朝鲜足球队进入世界杯足球赛决赛圈，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朝鲜足球队对于世界足球而言都是相对“神秘”的，而在决赛阶段朝鲜足球队所展示出来的对足球理解的纯粹性以及对朝鲜半岛文化的民族认同，让世人了解了朝鲜人民的民族文化。③体育运动队能够有效体现民族文化的未来。少年强则国强[14]，体育是展示国家青少年身体素质、心理素质、精神风貌的平台，在竞技场上青少年所展示的民族特征与国家形象可以反映民族文化的发展趋势。例如，我国体操运动员李宁在20世纪80—90年代在国际赛场上展示的拼搏向上、奋勇争先的精神面貌恰是30年后在新时代中国体育产业大潮中不断奋进与拼搏的企业家李宁的文化基因。
5.2 时间因素：竞技体育运动队群体行为的理性保障
社会学意义上的时间是一种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因素，时间可以推动事物发展，也可以毁灭群体的发展。从本文观察的运动队的行为看，时间是塑造竞技体育运动队群体理性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
（1）时间是保障具有民族特征与文化特点的运动队得以存续的必要条件。时间没有界限与边界，能够最大限度地保障运动队行为过程中所产生的特有“基因”有效传递。例如，优秀运动队的竞赛行为展示过程需要大量重复性的训练时间做保障，无论是运动员个人技术的提高还是教练员战术体系的构建都需要一定的时间。在跟踪调研的运动队中，经过3年的参与式观察发现：运动队内角色成员相处时间越久，运动队内成员结构越稳定，默契程度越高，创造优异成绩的可能性越大。因此，时间对于运动队行为过程产生的群体思想具有极大的影响。
（2）时间有助于促进竞技体育运动队群体理性思维的形成。从毫无情感联系的团队角色到具有群体思维的理性表达群体聚集，运动团队成员需要通过时间来完成这一过程。例如，2018年中国男篮团队在亚运赛场上展示出的顽强拼搏、为国争光的集体理性行为过程，创造了雅加达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含金量最高的一枚团体金牌。这支队伍的成员都是从各俱乐部抽调来的，历经1年多的时间磨合，从业务上鲜有交流到形成具有理性的共性行为表达，时间成为必要的因素。
5.3 制度因素：竞技体育运动队群体行为的理性根源
社会心理学认为，制度能够治愈社会弊病，制度进步能够促进国家进步，而法律或规章制度可能带来社会变革。将这一理论“下沉”至体育运动团队中进行分析，制度决定体育运动队发展的方向，科学合理的制度能够推动运动队成绩的提升，甚至可以带给运动队发展方向上的变革。从跟踪研究过程来看，调研对象均表示，制度是影响我国竞技体育行为的根源。例如，国家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队的功勋教练员认为，在中国快速崛起的过程中，我国实现了雪上项目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历史性成就，这与我国近40年来对冰雪事业的制度保障是密不可分的。
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的根本制度是举国体制，这一制度在当下依然具有生命力与活力。在社会化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新时代，举国体制对于现代职业体育与商业体育的不适应愈发凸显。但是，市场经济能推动职业体育发展却不能带来更优异的运动成绩，这就说明，市场因素虽能助力现代职业体育产业的发展但不能成为有效保障运动队创造优异成绩的行为基础，而国家和政府主导下的制度设计才是保障我国优秀运动队创造优异成绩的理性根源。例如：中国男子足球的职业化发展已经进入“金元时代”，但是我国男足国家队的水平一直在低水平徘徊。在2019年全国“两会”期间，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苟仲文[15]一针见血地指出：根本原因还是在于没有很好地落实《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制度及其落实成效成为决定我国足球事业发展的根源要素。就我国男子足球运动队的行为过程而言，由于制度的不适导致群体观念难以形成统一，因此在行为过程中不能有效地构建群体逻辑。
5.4 教育因素：竞技体育运动队群体行为的理性基础
教育是改造人、提升人的有效手段。教育能够促进民主，能够使人社会化程度完善，也能够促进人从混沌到有序、从感性到理性[16]。作为教育的必要手段，无论是古代原始社会的军事体育、骑士体育还是近现代以奥林匹克为代表的竞技体育乃至新时代以全民健身为代表的大众体育，都蕴含着教育的功能，体现教育的因素。从参与式跟踪调查过程看，访谈对象均表示：体育作为一种手段能促进个体的社会化，能促进个体形成良好的社会生活习惯与规范意识，教育是一支优秀运动队群体行为的根基。在调研的过程中发现：运动队内角色受教育的程度与运动成绩以及群体理性行为的过程具有明显的关系。以辽宁省男、女篮球队为例，近年来这2支运动队能够在国内的体育赛事中获得较好的成绩，重要原因之一就是队伍中教练员与运动员的受教育程度普遍较高，尤其是核心运动员已具备硕士研究生学历。辽宁省男、女篮球队的运动员多认为：受到更好的教育对于个体在社会中更好地生活以及不违反体育道德具有极大的帮助，个人受教育程度的提升对于整个运动队获得更好的成绩更具贡献。
对于竞技体育运动队的行为过程而言，具有异质性的个体从差异性互动到具有一致性的行为表达，教育起到重要影响作用[17]。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教育是指行为个体所受教育程度与运动队行为过程的教育相结合过程。①运动队中的个体受教育程度对群体观念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基础性影响。运动员在行为过程中不仅需要展示体育技术，更需要理性地使用体育技术。运动员个体的受教育程度与运动技术的领悟与使用具有直接关系。②运动队整体的教育过程也会影响体育群体理性构建的速度与质量。例如，运动队训练的战术学习过程就是运动队任务行为上的社会化提升过程，这一过程如果进行得充分并且个体能够有效理解[18]，运动队在竞赛过程中就能展示更高的整体水平，这也是为什么优秀的运动队重视“整体”而非“个体”的原因。所以，教育是一支运动队保持优秀的理性基础。
6 我国竞技体育运动队群体行为的干预策略
新时代的中国竞技体育正面临国家体育发展方式转变[19]，在这种背景下竞技体育运动队依然肩负着顽强拼搏、为国争光、创造优异成绩的任务。在体育强国建设的关键时期，竞技体育后备人才来源更加多元，竞技体育人才培养模式愈加社会化，体育运动队的理性行为过程成为创造优异成绩的基础保障。在新时代应结合竞技体育运动队的行为特征对运动队进行必要的干预，以使群体理性表达最优并创造优异团队成绩，主要需要进行结构化干预、制度化干预、情境化干预。
6.1 结构化干预：注重竞技体育运动队的动态行为特征
我国竞技体育运动队存在三元结构，即以领队为代表的行政结构、以教练员为代表的技术结构和以运动员为代表的执行结构[20]。其中，行政结构与技术结构又构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家长式二元领导模式[21。在我国体育运动队的构建过程中，执行结构是基石（特别是针对顶尖的优秀运动员），技术结构与行政结构是根据团队整体的结构需要而产生的，即在现有的运动员后备人才选拔以及教练员和领队的选拔问题上，运动员的可选择面比教练员与领队要窄很多。从行为角度对团队绩效创造过程的结构化干预主要指：在构建运动队的过程中，应将技术结构与行政结构差异化分开，尽量避免主教练与领队在性别、年龄、运动经历上的同质化，树立并维护主教练在运动队中的绝对技术权威，用教练员的技术魅力对运动员进行行为上的理性传递，进而使运动员快速形成理性的群体理念，为创造优异绩效服务。
6.2 制度化干预：正视竞技体育运动队的冲突性与情感单项极化
运动队的行为过程无法回避制度的影响。体育强国建设背景下的运动队成员来源更加多元，因此，通过必要的制度手段快速有效地建立运动队内的群体理性观念，以快速进入训练周期与提升竞技状态，是提升运动队水平的行为手段保障。①完善并创新举国体制，使之适应现代运动队角色个体的职业化行为，从国家制度层面最大限度地激励个体的角色内行为过程。②通过制度清晰界定运动队的角色内外行为，并鼓励运动队积极从事对社会以及个体成长有益的角色外行为。③从团队行为角度逐步完善体育运动队的制度建设，如《运动队领导行为标准》《运动队冲突行为管理办法》《运动队沟通行为管理标准》。这些标准化的行为规矩将从制度的角度推动运动队群体理性的构建，并对创造优异团队绩效起到促进作用。
6.3 情境化干预：善用竞技体育运动群体行为过程中的群体道德
“情境”是管理学的基本概念，其中主流观点[22]认为情境化（contextualization）是指将问题置于一定的环境当中，情境包括特定研究所处的物理、政治和法律、文化、社会、历史、经济环境以及组织环境。我国竞技体育运动队绩效创造过程的情境化干预主要是指在运动队的行为过程中结合队内的实际行为情境进行必要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干预手段。例如：在运动队建立初期，为迅速提升团队凝聚力可采用多种训练方法相结合的手段激励与惩罚、遵循“三从一大”原则等[23]；在运动队参加国际赛事的行为过程中要增加情境化沟通，减少赛事压力带来的结构冲突现象以提高竞赛成绩；在运动队进入假期或生活空间行为过程中，运动队的管理者（领队或教练员）要给予运动员必要的行为关怀以加强角色个体之间情感交流。因此，情境化干预策略适用于新时代我国竞技体育运动复杂的行为过程，是在充分认知团队行为的群体理性前提下促使我国运动队创造优异绩效的必要手段之一。
7 结束语
面对人类历史进程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体育强国建设的现实，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起点上对我国竞技体育运动队的行为特征进行梳理，有利于在新时代创新举国体制，为世界竞技体育发展提供中国范本，有利于我国竞技体育运动队在新时代创造优异成绩，更有利于从行为管理角度持续提升我国竞技体育运动队的凝聚力与影响力。本文仅选取我国9支运动队进行参与式跟踪调研，结果可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后续研究将持续跟进，全面揭示我国体育运动队的行为特征，探索举国体制下我国竞技体育运动队的优秀行为“基因”。
作者贡献声明：
张树伟：设计论文框架，搜集、统计数据，撰写、修改论文；
邵凯：提出论文选题，设计论文框架，调研文献，核实数据，指导修改论文。